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的一个热闹话题，就是欧美国家的税制改革。虽然西方的税制对我们来说显得枯燥而遥远，但最近发生的两个故事却被我们的媒体和公众津津乐道了一番。一个是法国大鼻子影帝据传为了逃避法国即将推出的富人税收转而投向俄罗斯的怀抱，另一个是美国爱国百万富翁协会（Patriotic Millionaire）向政府和公众发出了“向我征税”的呐喊，一进入他们的网站（http://patrioticmillionaires.net/），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句鲜明的“给我们加税吧，我们顶得住”（Raise Our Taxes, We Can Take It）。

法国人的苦恼是欧债危机、而美国经济的问题是财政悬崖。两个国家都在为要不要找最有钱的人征税而争论不已。各个政党开足宣传的马力，极尽所能地宣扬自己的立场，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电视台、电台、报刊杂志各自选边，政论家、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各执一词，反正各有各的道理。代议制和选举，把很多国家的政治搅动的喧闹不休，富人拼命地强调对他们征税将会损失国家的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穷人则坚定地要求向富人增税，以填补财政的窟窿和增加他们的补贴。
 
    那么，税制到底应当怎样改革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税收。

税收的本质

经济学的解释是，税收是社会公众，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需要，而向政府支付的经济代价。或者，用更学术的语言讲，税收是公众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子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便利，总要为此而付出相应地代价，虽然这个代价不像买衣服买食品那样，是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直接，但总是一个你愿意承受的代价。

再往下追究，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公众需要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其类型和数量是由什么人决定的？第二个是当公共服务的类型和数量确定之后，公众怎样才能恰当地支付公共服务的价格？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曾考虑过的。但是，如果没有想清楚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永远都无解的。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决定了个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相对边界。社会中的有些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就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这就是经济学中描述的市场交易行为。还有些问题，靠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解决不了，一些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市场失灵。此时，政府可以出面找一些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例证。如果世界简单成以上两种情形，那么税收的征收总量就不应该存在任何的争议，因为大家对公共领域的判断是一致的。

不过经济学家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些难以判断的情况，使得人们对征税的数量的认识大相径庭。一种情形是，有些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自己解决不了，可当政府介入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经济学中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更过分的情形是，市场上本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个人或者私人部门运行的基本有效，可政府觉得，他有必要来参与一下，于是通过某种管制手段介入，介入的结果是，远远不如不管，这时我们说，政府的职能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政府部门的一些代理人，正在试图通过对微观市场的管制来获得好处。

可是后面两种情况，即便发生，也不会立即得到纠正。原因很简单，即使这时整个社会受到了损失，但只要有大的利益集团得到了好处，相关的政策便会得到很多的支持。利益集团会通过影响政治过程而继续维持自己的利益。而社会公众，要么因为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实际情况，要么即使了解了，也难以形成合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钟摆效应

围绕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有税收的根本问题，整个西方社会形成了从理论到法律到政府制度的一系列运行机制，试图清晰地描述社会到底需要政府做什么。尽管如此，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回答清楚，社会公众的想法也会经常变来变去。表现出来就是，在每次选举中，挑选不同执政理念的政党或者政治家上台。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你会发现公众的心态，随着经济的波动，有着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就像重复摆动的钟摆，有时往左，有时往右，可无论如何变化，始终不会过多偏离垂直的状态。

现实往往是，当经济发展顺利，投资高涨，就业充分，人们会觉得自己可以好好照顾自己，无需政府出面干预太多；而当经济出现波动，失业严重，人们充满不安全感，会盼望政府出来多照顾自己的生活。要知道，经济高涨和经济危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保障和财政赤字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版本。投票的人民和代议制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游戏中，达成了一个基本的一致，那就是先顾眼前，再说长远。因此，每一个或左或右的政府，在把钟摆转向一边时，也为钟摆的回归上足了发条。

钟摆效应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西方社会关于政府提供什么类型的公共服务问题上，尽管有些争议，但在短期中往往是可以稳定决策的。只要他们选定了一个党派或者政治家，也就是意味着对他所提出的服务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很明显，上述故事中，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税制改革，问题都出在第二个层面上。社会已经通过投票确认政府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接下来就要回答钱由谁来付的问题了？尤其是具体到每个人应该付多少？

免费搭车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回答。欧债危机和财政悬崖是法国和美国社会不得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公众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解决，而解决的方案无外乎是多收点税去堵上这两个大窟窿。他们自己也清楚，两个大窟窿的形成，也都是前些年他们整个社会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到了真的讨论谁出多少钱去补窟窿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愿意冲在前面。无论哪个阶层，都有少出钱的理由，穷人自不必说，本来就是吃救济的，哪有钱来交税？富豪们也振振有词，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就业主要是他们来做的，你们要是狠狠征我的税，我随时可以抽走资金，转向海外，经济下滑对谁都没有好处。中产阶级叫苦连天，征不到两头的税，左右的政府都拿中产开刀，而中产的稳定是整个社会信心和创造力的源泉。

经济学上有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托词，叫做“免费搭车”，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多出钱，而自己少出钱，期望那个自己亲自参与制造的大窟窿，是由别人掏钱去买单的。于是，斗争最后是围绕着谁来掏钱这个问题进行的。不仅仅大鼻子演员，在法国新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富豪税方案后，法国报章每天都充斥着有钱人移民的消息，周围那些不怀好意的邻居们，都在觊觎法国富豪们的钱袋。奥巴马在国会受到了来自共和党的顽强狙击，反对党的不合作，让奥巴马若干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变成了空洞无物的竞选口号。

继续前行

弄清楚了以上两大问题，我们对欧美国家税制改革的展望就容易了许多。代议制、任期制以及选举制，这些现代政府赖以存在的基本制度，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它同时带来了自身非常难以克服的问题：社会福利化、过度承诺、政党恶斗、利益集团操纵等。政治家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任何税收制度的变化，都会对当前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影响，都必然会出现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局面。在选举的时候，取胜的政治家是赢者通吃的，但选举一结束，每一个社会政策，都又会招致强烈的反弹。竞选时各种许诺支票的跳票便是在所难免的。

税制的改革，所体现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富人税是要惩罚资本家阶级的贪婪，削减社会福利是要告诫吃救济上瘾的人要勤勉，绿色税的推出是要西方中产阶级为其舒适的生活付出代价，销售税的上涨是要全民为之前的过度消费共同埋单。可以预见，在这样一个游戏的框架内，过于极端的税制改革是很难得到全民的认同的，各个阶层力量彼此牵制的结果，于是税制改革只能缓慢地进行，期间充满着斗争和妥协。很难说哪个阶层比另外一个阶层更加高尚或者贪婪，只能说，哪个阶层比另外一个阶层发言的声音更大，更有力。

在我国，税制改革同样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各种新税改的建议层出不穷。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度的攻防，到房产税扩大试点的呼声，再到碳税即将开征的传言。如此这般，不一而足。犹见有接近政策的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制定的各种版本的理想税制；也有亲近公众的主管人员，对媒体侃侃而谈深化税制改革的各种指导意见。回想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关于税收的两个问题，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的税制改革，目前亟需回答的，不是哪个税种具体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需要购买多少公共服务的问题。税收是多是少，不完全取决于其征收的总量，也取决于我们付出的影子价格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性价比。第一个问题不讨论清楚，上来就纠缠第二个，恐怕无论怎么改，都将是一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了。